一 　　　　
那是1935年吧。希腊诗人尼可斯·卡赞扎斯基正在中国旅行。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里，在为一位90岁的老太太祝寿的锣鼓声中，他和一位中国老外交官进行了一番谈话，后者曾是驻法国大使，“讲一口古怪的法语”。

“您们不害怕吗？”远道而来的诗人问退休的外交官，因为一些日本人正试图从满洲进入华北，而共产党也在向北。

 

“共产主义年轻。日本年轻。中国是不朽的”，老人微微一笑，在沉默一下之后接着说，“您知道吗，在大象身上有许多皱，里面集满了寄生虫。许多鸟飞来，落在大象身上，啄食寄生虫，为大象清理身体。中国是大象。”

“难道您不怕中国的其他敌人吗？更大的，比方说，鬼，水灾？前几年，长江泛滥，淹死了3千万人。”

 

老者继续保持着他的微笑，耸一耸肩：“3千万算什么？中国是不朽的。”

我是在那本《中国纪行》的小书中阅读到这个片段，它是如此鲜明的印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我不相信那3千万的数字，它可能是一个旅行者的道听途说）。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曾迎来很多著名、或者日后将很著名的访问者。从罗素、毛姆到W·H·奥登与海明威，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灰色城墙、画着油彩的戏剧脸谱、园林、屏风、淳朴的农民或许还有裹小脚的女人所吸引……

 

对于其中一些刚刚经历过第一世界大战的访问者来说，欧洲国家间相互残杀令人厌倦和绝望，而中国或许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新可能——他们没有欧洲的竞争与残酷，有的是西湖边轿夫的微笑。而对于在30年代到来的更年轻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愿意目睹的则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生，这个国家饱受饥荒、殖民者、内战、自然灾害的侵袭，但是它正准备在洗礼中获得重生。

 

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国》时，我几乎可以感受得到埃德加·斯诺最终抵达延安时的喜悦，沿途他看到了那么多尸体、饥饿与哀嚎的人群、官吏的腐败……中国共产党则代表着崭新的生命，能够将这个国家的从混乱与溃烂中解救出来。

 

灾难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所以，当卡赞扎斯基来到中国时，他发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总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左右，人们害怕乌鸦、狐狸及特别的日子；人们用喧嚣的音乐、吵闹和吃喝，来庆祝死亡；用沉浸在一个又一个戏剧，来逃避现实……而这个国家依靠着她的迟缓、辽阔、人口众多，还有在瓦砾中欢笑、煮食、生育子女的生命力，来渡过与吞噬一次次灾难。有时候，仅仅因为更大的灾难到来，人们就忘记甚至制造了另一次灾难。斯诺目睹着陕西的饥荒，但日本人到来更为恐怖，于是两年后，国民党政府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堤坝……
　　　　
　　　　

二
　　　　

卡赞扎斯基的中国已离我远去了，那个让斯诺抱有强烈同情与期待的组织已经领导了中国将近60年。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人就受困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它不能应对农民起义，它不能驱逐外国的入侵和羞辱、也同样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前不知所措。

 

在从1899年—1901年的陕西那场不断出现“人肉体相食”的大饥荒中，受灾地方不可能从北京获取任何支持，因为慈禧太后在1900年8月15日那天仓惶出逃——她一开始支持的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到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就像沃尔特·李普曼对大多数落后地区所做的形容——“人们渴望被统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以个人之力、家庭之力，来对抗时代的震荡。

 

1949 年后的中央政权足够强大，它可以团结人们建设工厂、研制原子弹、修建水库……但是，它制造的灾难甚至不比它带来的建设少。在面对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时，大批被饿死的人要归咎于政治决策的失误；1976年的唐山地震，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能调动各种资源，却因为资讯的不畅、官僚主义的作风、封闭的心态，而使死亡数字达到了不该抵达的高度……

 

我隐隐意识到提及这些令人反感。在电视画面上，报纸版面上、互联网页面上是那些场景：担架上的死伤者、废墟与瓦砾、大批的解放军、排队的捐助者，还有忧心忡忡的总理……滚动的字幕不断提示着最新的悲剧和进展。在5月14日下午16：49分这一刻，我截下的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Sohu.com的新闻页面的一角——
　　　　
　　　　5000官兵成功空投灾区 救援部队有人受伤
　　　　
　　　　救灾：
　　　　
　　　　[16:18 成都军区再派32600人前往增援][滚动 幻灯]
　　　　
　　　　[15:34 温家宝乘直升机前往汶川][15:32 距震中40公里未抢通]
　　　　
　　　　[15:24 直升机运走映秀大量伤员][15:03 战士坐冲锋舟抵灾区]
　　　　
　　　　[14:48 女孩被埋两天有生命迹象][14:27 无人机将赴灾区航拍]
　　　　
　　　　[14:25 千余重庆矿工无消息][14:20 九寨沟降雪大批游客滞留]
　　　　
　　　　[14：11 卧龙40只大熊猫被救][13:43 成都部分中小学校复课]
　　　　
　　　　[13:14 16架飞机被调集飞绵阳][12:26 汶川县城第一张图传回]
　　　　
　　　　[12:07 县城通讯已经开始恢复][11:41 3架次飞机开始投递食品]
　　　　
　　　　[11:34 中国气象局发出紧急通知][11:26 560名官兵到达陇南]
　　　　

 

在这些不断更新的文字的左侧，是空中拍摄的汶川县城的照片，之前是一个被压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少年的脸庞。自从5月12日以来，这场地震的震中的汶川县一切似乎都在黑暗中，通讯与交通的中断，使它变成了地图上一个盲点。
　　　　
　　　　

 

三 　　　　

 

像对待新闻事件一样，这场地震带给我的冲击是缓慢到来的。5月12日下午，我坐在北京的一幢楼房里，经历过短暂的晕眩，事后才知这是地震，而它的源头来自四川省的汶川县。但我尚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接着，消息开始四面八方传来。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开始出现了，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学生们的消息不断出现，死亡的人数从几千名上升到1万2千名……而且，一个我去年的旅行经过的地方也成为重灾区。

 

我再次听到了北川这个名字。我记得去年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和朋友顺着一条窄窄的山道向上。山腰之中的石纽村，据说正是大禹的故乡。这是8月末的四川的北川县，除去大禹，此地还以羌族与汉族人的争斗史著称。但现在，除去房屋外墙上的图案，羌族的痕迹基本消失了。

 

对于那个湿漉漉的、设计呆滞的大禹纪念馆，我没有太多印象。到是记住了山间村落的静谧，阵阵香气从放满了菜与辣椒的油锅里飘出，小孩子正在石板小路上奔跑。还有山间的那条河流，因裹着沙石而变成了白灰色的，和山谷里的腾腾雾气，拼凑出一幅神秘图像。

 

而现在，我印象中那个安静的新县城六成以上建筑物垮塌了，而老县城的更多。很多人仍被压在建筑物之下，1000名中学生正在北川中学的那七层的主教学楼里上课，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下……

 

我接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电话。他们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为何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国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而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那篇评论的标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关于3月的西藏，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
　　　　
　　　　

四
　　　　
但是该反思什么呢？去煞有介事的批评政府的效率，去责问为什么见到一所所学校倒塌、却没听到一所政府大楼倒塌的消息，去追问为何在现代通讯如此发达的岁月，汶川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成为盲点……关于整个事件，我们所知的信息太少了，以至于想要批评都无从下手。

 

或是去反思公众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热情吗？滥情的背后，经常是情感的空洞。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世界各地的灾难场面、惊恐的面孔，都通过电视屏幕和报纸展现在你眼前时，情感上的某种迟钝与麻木经常是被迫的选择。如果你是个真诚的、如此易被感动的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在这场地震之前，不正是缅甸的规模更巨大的灾难吗？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它需要强大专业分工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每个部分都应该提供其各自的责任，一名抢险人员对地震知识的了解，可以直接影响到几条生命，而一名高级官员的判断，则可能影响更多的生命。那么，信息的流畅、多种声音的并存，是防止错误决策的最佳方式。但我们要承认，这个政府正在陷入某种僵化，它的统治能力因为组织内理想主义色彩的消退，而变得日益迟缓和唯利是图，他们或许在发展经济、卖出土地方面显现出惊人的高效，但在维护公共利益上面，则经常是迟缓和漠不关心的。以至于任何一桩重大事件，只有来自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坐镇，才可能驱动变化。

 

同时，即使一个政府再强大，它也无法承担所有救灾任务。一个健康、强大的民间社会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1年的陕西的饥荒中，是江浙一带的士绅阶层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组织救灾。但此刻，这个强大的政府限制了所有的民间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减少对现政权的挑战，但也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即使再强大的政权、再有为的官员，能做的事也是少数。

 

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在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地震发生改变。那些所有的问题仍是问题，政府依旧是个傲慢的政府，而我们社会依旧被一种功利、自私、冷漠所包围，我们仍面临的深刻的环境、腐败问题，每个人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抱有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这些问题可能因为突然到来的巨大悲情而暂时被遗忘，但是它们并没有自动消失。但是，这因巨大灾难所带来的同情与能量，如果被妥善处理，或引向正常的道路上，引发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汶川地震带来了死亡、鲜血、眼泪与绝望，也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与良知——很多时刻，人们内心最温暖与光辉不正在逆境时刻爆发出来了吗？

 

但是，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插曲。遗忘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我无法期待它在此刻改变，但至少，我期望我们可能想得更多些。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貴賓、各位僑胞、各位鄉親父老、各位電視機前與網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意義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台灣人民投下了改變台灣未來的一票。今天，我們在這裡不是慶祝政黨或個人的勝利，而是一起見證，台灣的民主已經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們的民主走過了一段顛簸的道路，現在終於有機會邁向成熟的坦途。在過去這一段波折的歲月裡，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會的核心價值，人民失去了經濟安全感，台灣的國際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損。值得慶幸的是，跟很多年輕的民主國家相比，我們民主成長的陣痛期並不算長，台灣人民卻能展現日趨成熟的民主風範，在關鍵時刻，作出明確的抉擇：人民選擇政治清廉、經濟開放、族群和諧、兩岸和平與迎向未來。

尤其重要的是，台灣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長經驗，讓我們獲得了「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的讚譽，值得所有台灣人引以為傲。顯然，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國家。

不過，我們不會以此自滿。我們要進一步追求民主品質的提升與民主內涵的充實，讓台灣大步邁向「優質的民主」：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台灣的民主將不會再有非法監聽、選擇性辦案、以及政治干預媒體或選務機關的現象。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也是我們下一階段民主改革的目標。

在開票當天，全球有數億的華人透過電視與網路的直播，密切關注選舉的結果。因為台灣是全球唯一在中華文化土壤中，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範例，是全球華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實驗。如果這個政治實驗能夠成功，我們將為全球華人的民主發展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這是我們無法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新時代的任務

未來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帶領台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巨變之中，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我們必須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機會。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將是我們振興經濟必須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的戰略正確、決心堅定，我們一定能達成我們的預定目標。

台灣是一個海島，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這是歷史的鐵律。所以我們要堅持開放、大幅鬆綁、釋放民間的活力、發揮台灣的優勢；我們要引導企業立足台灣、聯結亞太、佈局全球；我們要協助勞工適應快速的科技變遷與產業調整；我們還要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同時要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對教育的不當干擾。我們在回應全球化挑戰的同時，一定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保障與發展的機會，也一定要兼顧台灣與全球生態環境的永續經營。

新政府另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導正政治風氣，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我們將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環境。我們將促進族群以及新舊移民間的和諧，倡導政黨良性競爭，並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與新聞自由。

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並重建政商互動規範，防範金權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權力的公僕，都要牢牢記住「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一句著名的警語。我們將身體力行誠信政治，實踐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政見。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超越黨派利益，貫徹行政中立。我們要讓政府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領導台灣進步的發動機。

我堅信，中華民國總統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守護憲法。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身為總統，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憲法的權威與彰顯守憲的價值。我一定會以身作則，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我們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對立法院負責，司法機關落實法治人權，考試院健全文官體制，監察院糾彈違法失職。現在是我們建立優良憲政傳統的最好機會，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中受人敬重的成員。我們將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中華民國將善盡她國際公民的責任，在維護自由經濟秩序、禁止核子擴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動、以及加強人道援助等全球議題上，承擔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並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我們要強化與美國這一位安全盟友及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我們也要珍惜邦交國的情誼，信守相互的承諾；我們更要與所有理念相通的國家和衷共濟，擴大合作。我們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並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追求兩岸和平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台灣未來一定要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峽兩岸能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從今天開始，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歷史新頁。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的發展。英九在此重申，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中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兩岸走向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協商的準備。希望七月即將開始的週末包機直航與大陸觀光客來台，能讓兩岸關係跨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未來我們也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台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台灣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能夠向前發展。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最近三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談話，分別是三月二十六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到「九二共識」、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的一致。因此，英九願意在此誠懇的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獻國際社會，而非惡性競爭、虛耗資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華民族智慧之高，台灣與大陸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

英九堅信，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的長遠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

最近四川發生大地震，災情十分的慘重，台灣人民不分黨派，都表達由衷的關切，並願意提供即時的援助，希望救災工作順利，災民安置與災區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灣的傳承與願景

從宣誓就職的這一刻開始，英九深知個人已經肩負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付託，這是我一生最光榮的職務，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責任。英九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但台灣是我成長的故鄉，是我親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灣社會對我這樣一個戰後新移民的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我義無反顧，別無懸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納著先來後到的移民，滋養、庇護著我們，提供我們及後代子孫安身立命的空間，並以高峻的山峰、壯闊的大海，充實、淬礪著我們的心靈。我們繼承的種種歷史文化，不但在這片土地上得到延續，更得到擴充與創新，進而開創出豐盛多元的人文風景。

中華民國也在台灣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內，我們將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一百週年。這一個亞洲最早誕生的民主共和國，在大陸的時間只有三十八年，在台灣的歲月卻將超過一甲子。在這將近六十年間，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已經緊緊的結合在一起，共同經歷了艱難險阻與悲歡歲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憲政理想，當年在中國大陸沒有能夠實現，但今天在台灣終於生根、開花、結果。

面對台灣的未來，英九充滿了信心。多年來我走遍台灣各個角落，在與各行各業的互動當中，讓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不但洋溢在台灣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灣人的本性裡。這是台灣一切進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灣精神」的真諦。

盱衡時局，環顧東亞，台灣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珍貴的文化資產、深厚的人文素養、日漸成熟的民主、活力創新的企業、多元和諧的社會、活躍海內外的民間組織、遍佈全球的愛鄉僑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們秉持「台灣精神」，善用我們的優勢，並堅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則，我們一定可以將台澎金馬建設為舉世稱羨的樂土、我們引以為傲的美麗家園。

台灣的振興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間的智慧、需要朝野協商合作、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積極的投入。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要從此刻開始，捲起袖子，立即行動，打造美麗家園，為子孫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礎。讓我們心連心、手牽手，大家一起來奮鬥！

最後，請大家跟我一起高呼：

台灣民主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在那边，我大概又YY的有些忘乎所以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否能承受很大概率演变成多数人暴政的自由民主，还是，仅仅有廉洁高效的专政就足够了？这种命题，以我，解决不了。

 

反正至少在目前，CCP一个都提供不了。

 

历史没有如果，但忍不住想，如果五四的启蒙没有被中断，如今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但更可悲的是，如今的中国，似乎连重回五四的土壤都不见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种子依旧飘在空中，就这样飘来飘去，就这样飘来飘去。。。

【明報專訊】且讓我們平心靜氣地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經過一圈奧運火炬的傳送歷程之後，中國的形象是變得更好？還是更差了呢？如果答案是後者的話，責任又該歸於誰呢？無論火炬傳到那裏，示威就走到那裏，而批評中國的聲音也必定隨後出現在該地的媒體之上；莫非這都是其他人的錯，莫非全世界都要和中國作對了嗎 (朝鮮除外，因此內地有一些網民稱讚朝鮮，覺得始終是金正日夠朋友。照此看來，我們還是全面學習朝鮮比較好，起碼社會很「和諧」)？

在一片對外的抗議聲浪之中，是不是也該冷靜問問自己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呢(包括技術上的錯誤)？就以海外華僑和留學生的愛國行動來說吧，假如他們舉的不是五星紅旗，而是奧運的五環旗，情會不會有所不同呢？假如淹沒日本長野與韓國首爾的不是一片紅海，而是一片象徵奧運的白色旗陣，當你說起「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的辯解時，會不會更理直氣壯一些呢？很可惜，我們知道最後的局面並非如此。那是因為大家都抱了一種「以我為主」的思考方式，覺得只要自覺有理，則做什麼事就都是對的，我愛國就當然要舉國旗了。

外交部不應為打人者護短

且以首爾街頭發生的暴力衝突為例，就算內地各個針對外國傳媒的網站糾出了再多的問題，發現了再多的造假嫌疑，中國留學生在韓國首都打韓國人(包括記者)的事實始終是人所共見，不容否認的。將心比心，若是一群韓國人在北京對覑中國人公開上演全武行，然後辯稱是對方先動的手，大部分中國人會不會覺得這只是枝微末節的狡辯呢？在這種情底下，外交部發言人竟然還說得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值得肯定之類的話。只要你愛國，就算「情緒稍為激動」地在人家的土地上揍了人家的國民，你畢竟還是愛國的。那些動手動腳的留學生有沒有想過，就算受到別人再多的挑撥，只要你忍不住使用了暴力，你就證明了「中國人全是暴徒」的說法，難道就不能換個角度考慮自己的行動嗎？

 

特區政府一錯再錯

然後火炬來到了香港。大家都知道這幾年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宣揚愛國教育不遺餘力，力求增加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改善港人對中央政府的觀感。然而，正是這把燒壞了中國國際形象的火把，足以讓他們多年來的努力付之一炬。

首先是特區政府向全世界表明，香港或許是個對外開放的國際城市，但只要到了事關愛國大是大非的節骨眼上，什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就都要讓路了。不只來過香港好幾次的藝術家這時候進不來，就連只不過來參加座談會的作家都不准入境。這些動作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寶貴的一課，在愛國大義面前，你平素享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暫時懸置的，哪怕它們其實既不顛覆，更不會傷及國家安全。

再來就是那份令人憤怒齒冷的火炬手名單了。奧運火炬抵華首站，我們交出的竟然是如此陣容！素來與香港奧委會主席霍震霆不和的香港首位亞運會金牌得主車菊紅自然不在其中，「單車王子」洪松蔭也不在裏頭；港人熱愛足球，偏偏我們引以為豪的球壇名宿胡國雄與李健和等人紛紛失蹤。代表香港的卻是一位來過香港兩次的選美冠軍，老早就在自我宣傳要練跑步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坐輪椅去傳火炬的不是勇奪傷殘奧運會4面金牌的劍擊名將張偉良，而是人大前常委曾憲梓，再加上一堆商界名流和名不見經傳的親中區議員。我真的很想知道，要是有人去搶曾憲梓手中的火把，他會不會譴責人家「把奧運政治化」了。

 

四川做得比香港漂亮

不要辯稱三藩市火炬傳送隊伍的運動員比例還不如香港，他們有35個名額是全市徵文比賽的得獎者。連內地亦有大量平民自動報名入選，四川省更把高達八成的名額留給了勞工階層，其中不乏平日跑遍山區的郵差、老老實實的低級公務員和見義勇為的平民英雄。假如那些忙於自薦爭光的人稍稍有點公關常識稍稍有點大局觀，假如那個組合很神秘運作很黑箱的「火炬手遴選委員會」稍為有點政治智慧，出來的名單應該會有被大家「消費」得不亦樂乎的天水圍街坊、SARS疫潮的康復者，以及殉職公務員的家屬。

可惜沒有。霍震霆竟然認為這份滿佈親中權貴，酬庸氣味濃得中人欲嘔的名單是「香港社會的縮影」。其實他也沒說錯，某程度上，這正是香港社會權力結構的縮影。我們知道，北京奧運是國家大事，支持京奧就是愛國的表現；而一說到愛國，一說到國家大事，則無論其詮釋權與操辦權都向來不屬於全港700萬人。愛國是某一圈人的招牌，是某一圈人的專利；和中央溝通等種種國家大事更是他們的禁臠，旁人插手不得。既然奧運是國家大事，傳送火炬是愛國的表現，一向愛國愛港的這圈人又怎能落於人後呢？

與普通人所想像的不同，這個小圈子不以為傳送聖火是個面向社會面向全民的表演，他們把它看作是個人榮譽，猶如紫荊獎章；他們更把它當成是種政治身價的寒暑表，可以反映自己在圈子裏的排名與行情。所以一份本來屬於全香港的名單變成了他們自己人的兵家必爭之地，在「以我為主」的思路蒙蔽下，什麼代表性什麼主流民意全都可以放在一邊涼快去。接下來，最吊詭的情就發生了，本來是要鼓動社會一片紅心向太陽的盛事再次讓一般市民發現原來愛國是這樣子愛的，所謂「愛國陣營」原來都是這種貨色。除了受到個別上游組織發動的群眾，和聽命於民政事務局的公務員必定要上街歡呼造勢，本來會不會有更多普通市民願意主動去為這幫人打氣呢？原來也想親身目睹火炬的人，這時會不會怕自己成了黃金池與李澤鉅的fans？原來對火炬不感興趣的人或許會想為鍾尚志醫生等SARS英雄喊加油(如果他們是火炬手的話)，這時會不會坐在家裏冷眼旁觀呢？

 

一把火炬，不只燒紅了海內外華人的民族主義，也燒紅了世界的眼睛。同樣一把火炬還照亮了香港，讓人看見我們不單不如其他國際城市，也不如港人慣常俯視的內地城市。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