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潮西藏调研: 县委书记是我党执政治国骨干力量

《昆明宣言》顺利通过 世界人类学界倾听中国声音

如题。

即将进入八月，依旧遭block中。

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与过去的十年比较）


军事力量增强
在世界上的作用逐渐增大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
对列强的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感兴趣
一党制


全国的人民都很拥护他们的领袖
和很多国家都有历史的恩怨
认为几乎所有主要的工业国都对自己有敌意，
认为他们都在打压自己的生存空间
对本国的文化和历史过度推崇
对某些民族有刻骨的仇恨


认为一些小国侵占了自己的土地
统一是国家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话题
通过奥运会提高民族的凝聚力























二战前的德国

http://www.bullog.cn/blogs/hedaren/archives/144638.aspx

一 　　　　
那是1935年吧。希腊诗人尼可斯·卡赞扎斯基正在中国旅行。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里，在为一位90岁的老太太祝寿的锣鼓声中，他和一位中国老外交官进行了一番谈话，后者曾是驻法国大使，“讲一口古怪的法语”。

“您们不害怕吗？”远道而来的诗人问退休的外交官，因为一些日本人正试图从满洲进入华北，而共产党也在向北。

 

“共产主义年轻。日本年轻。中国是不朽的”，老人微微一笑，在沉默一下之后接着说，“您知道吗，在大象身上有许多皱，里面集满了寄生虫。许多鸟飞来，落在大象身上，啄食寄生虫，为大象清理身体。中国是大象。”

“难道您不怕中国的其他敌人吗？更大的，比方说，鬼，水灾？前几年，长江泛滥，淹死了3千万人。”

 

老者继续保持着他的微笑，耸一耸肩：“3千万算什么？中国是不朽的。”

我是在那本《中国纪行》的小书中阅读到这个片段，它是如此鲜明的印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我不相信那3千万的数字，它可能是一个旅行者的道听途说）。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曾迎来很多著名、或者日后将很著名的访问者。从罗素、毛姆到W·H·奥登与海明威，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灰色城墙、画着油彩的戏剧脸谱、园林、屏风、淳朴的农民或许还有裹小脚的女人所吸引……

 

对于其中一些刚刚经历过第一世界大战的访问者来说，欧洲国家间相互残杀令人厌倦和绝望，而中国或许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新可能——他们没有欧洲的竞争与残酷，有的是西湖边轿夫的微笑。而对于在30年代到来的更年轻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愿意目睹的则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生，这个国家饱受饥荒、殖民者、内战、自然灾害的侵袭，但是它正准备在洗礼中获得重生。

 

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国》时，我几乎可以感受得到埃德加·斯诺最终抵达延安时的喜悦，沿途他看到了那么多尸体、饥饿与哀嚎的人群、官吏的腐败……中国共产党则代表着崭新的生命，能够将这个国家的从混乱与溃烂中解救出来。

 

灾难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所以，当卡赞扎斯基来到中国时，他发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总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左右，人们害怕乌鸦、狐狸及特别的日子；人们用喧嚣的音乐、吵闹和吃喝，来庆祝死亡；用沉浸在一个又一个戏剧，来逃避现实……而这个国家依靠着她的迟缓、辽阔、人口众多，还有在瓦砾中欢笑、煮食、生育子女的生命力，来渡过与吞噬一次次灾难。有时候，仅仅因为更大的灾难到来，人们就忘记甚至制造了另一次灾难。斯诺目睹着陕西的饥荒，但日本人到来更为恐怖，于是两年后，国民党政府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堤坝……
　　　　
　　　　

二
　　　　

卡赞扎斯基的中国已离我远去了，那个让斯诺抱有强烈同情与期待的组织已经领导了中国将近60年。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人就受困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它不能应对农民起义，它不能驱逐外国的入侵和羞辱、也同样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前不知所措。

 

在从1899年—1901年的陕西那场不断出现“人肉体相食”的大饥荒中，受灾地方不可能从北京获取任何支持，因为慈禧太后在1900年8月15日那天仓惶出逃——她一开始支持的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到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就像沃尔特·李普曼对大多数落后地区所做的形容——“人们渴望被统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以个人之力、家庭之力，来对抗时代的震荡。

 

1949 年后的中央政权足够强大，它可以团结人们建设工厂、研制原子弹、修建水库……但是，它制造的灾难甚至不比它带来的建设少。在面对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时，大批被饿死的人要归咎于政治决策的失误；1976年的唐山地震，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能调动各种资源，却因为资讯的不畅、官僚主义的作风、封闭的心态，而使死亡数字达到了不该抵达的高度……

 

我隐隐意识到提及这些令人反感。在电视画面上，报纸版面上、互联网页面上是那些场景：担架上的死伤者、废墟与瓦砾、大批的解放军、排队的捐助者，还有忧心忡忡的总理……滚动的字幕不断提示着最新的悲剧和进展。在5月14日下午16：49分这一刻，我截下的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Sohu.com的新闻页面的一角——
　　　　
　　　　5000官兵成功空投灾区 救援部队有人受伤
　　　　
　　　　救灾：
　　　　
　　　　[16:18 成都军区再派32600人前往增援][滚动 幻灯]
　　　　
　　　　[15:34 温家宝乘直升机前往汶川][15:32 距震中40公里未抢通]
　　　　
　　　　[15:24 直升机运走映秀大量伤员][15:03 战士坐冲锋舟抵灾区]
　　　　
　　　　[14:48 女孩被埋两天有生命迹象][14:27 无人机将赴灾区航拍]
　　　　
　　　　[14:25 千余重庆矿工无消息][14:20 九寨沟降雪大批游客滞留]
　　　　
　　　　[14：11 卧龙40只大熊猫被救][13:43 成都部分中小学校复课]
　　　　
　　　　[13:14 16架飞机被调集飞绵阳][12:26 汶川县城第一张图传回]
　　　　
　　　　[12:07 县城通讯已经开始恢复][11:41 3架次飞机开始投递食品]
　　　　
　　　　[11:34 中国气象局发出紧急通知][11:26 560名官兵到达陇南]
　　　　

 

在这些不断更新的文字的左侧，是空中拍摄的汶川县城的照片，之前是一个被压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少年的脸庞。自从5月12日以来，这场地震的震中的汶川县一切似乎都在黑暗中，通讯与交通的中断，使它变成了地图上一个盲点。
　　　　
　　　　

 

三 　　　　

 

像对待新闻事件一样，这场地震带给我的冲击是缓慢到来的。5月12日下午，我坐在北京的一幢楼房里，经历过短暂的晕眩，事后才知这是地震，而它的源头来自四川省的汶川县。但我尚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接着，消息开始四面八方传来。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开始出现了，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学生们的消息不断出现，死亡的人数从几千名上升到1万2千名……而且，一个我去年的旅行经过的地方也成为重灾区。

 

我再次听到了北川这个名字。我记得去年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和朋友顺着一条窄窄的山道向上。山腰之中的石纽村，据说正是大禹的故乡。这是8月末的四川的北川县，除去大禹，此地还以羌族与汉族人的争斗史著称。但现在，除去房屋外墙上的图案，羌族的痕迹基本消失了。

 

对于那个湿漉漉的、设计呆滞的大禹纪念馆，我没有太多印象。到是记住了山间村落的静谧，阵阵香气从放满了菜与辣椒的油锅里飘出，小孩子正在石板小路上奔跑。还有山间的那条河流，因裹着沙石而变成了白灰色的，和山谷里的腾腾雾气，拼凑出一幅神秘图像。

 

而现在，我印象中那个安静的新县城六成以上建筑物垮塌了，而老县城的更多。很多人仍被压在建筑物之下，1000名中学生正在北川中学的那七层的主教学楼里上课，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下……

 

我接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电话。他们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为何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国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而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那篇评论的标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关于3月的西藏，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
　　　　
　　　　

四
　　　　
但是该反思什么呢？去煞有介事的批评政府的效率，去责问为什么见到一所所学校倒塌、却没听到一所政府大楼倒塌的消息，去追问为何在现代通讯如此发达的岁月，汶川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成为盲点……关于整个事件，我们所知的信息太少了，以至于想要批评都无从下手。

 

或是去反思公众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热情吗？滥情的背后，经常是情感的空洞。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世界各地的灾难场面、惊恐的面孔，都通过电视屏幕和报纸展现在你眼前时，情感上的某种迟钝与麻木经常是被迫的选择。如果你是个真诚的、如此易被感动的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在这场地震之前，不正是缅甸的规模更巨大的灾难吗？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它需要强大专业分工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每个部分都应该提供其各自的责任，一名抢险人员对地震知识的了解，可以直接影响到几条生命，而一名高级官员的判断，则可能影响更多的生命。那么，信息的流畅、多种声音的并存，是防止错误决策的最佳方式。但我们要承认，这个政府正在陷入某种僵化，它的统治能力因为组织内理想主义色彩的消退，而变得日益迟缓和唯利是图，他们或许在发展经济、卖出土地方面显现出惊人的高效，但在维护公共利益上面，则经常是迟缓和漠不关心的。以至于任何一桩重大事件，只有来自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坐镇，才可能驱动变化。

 

同时，即使一个政府再强大，它也无法承担所有救灾任务。一个健康、强大的民间社会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1年的陕西的饥荒中，是江浙一带的士绅阶层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组织救灾。但此刻，这个强大的政府限制了所有的民间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减少对现政权的挑战，但也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即使再强大的政权、再有为的官员，能做的事也是少数。

 

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在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地震发生改变。那些所有的问题仍是问题，政府依旧是个傲慢的政府，而我们社会依旧被一种功利、自私、冷漠所包围，我们仍面临的深刻的环境、腐败问题，每个人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抱有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这些问题可能因为突然到来的巨大悲情而暂时被遗忘，但是它们并没有自动消失。但是，这因巨大灾难所带来的同情与能量，如果被妥善处理，或引向正常的道路上，引发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汶川地震带来了死亡、鲜血、眼泪与绝望，也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与良知——很多时刻，人们内心最温暖与光辉不正在逆境时刻爆发出来了吗？

 

但是，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插曲。遗忘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我无法期待它在此刻改变，但至少，我期望我们可能想得更多些。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貴賓、各位僑胞、各位鄉親父老、各位電視機前與網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意義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台灣人民投下了改變台灣未來的一票。今天，我們在這裡不是慶祝政黨或個人的勝利，而是一起見證，台灣的民主已經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們的民主走過了一段顛簸的道路，現在終於有機會邁向成熟的坦途。在過去這一段波折的歲月裡，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會的核心價值，人民失去了經濟安全感，台灣的國際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損。值得慶幸的是，跟很多年輕的民主國家相比，我們民主成長的陣痛期並不算長，台灣人民卻能展現日趨成熟的民主風範，在關鍵時刻，作出明確的抉擇：人民選擇政治清廉、經濟開放、族群和諧、兩岸和平與迎向未來。

尤其重要的是，台灣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長經驗，讓我們獲得了「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的讚譽，值得所有台灣人引以為傲。顯然，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國家。

不過，我們不會以此自滿。我們要進一步追求民主品質的提升與民主內涵的充實，讓台灣大步邁向「優質的民主」：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台灣的民主將不會再有非法監聽、選擇性辦案、以及政治干預媒體或選務機關的現象。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也是我們下一階段民主改革的目標。

在開票當天，全球有數億的華人透過電視與網路的直播，密切關注選舉的結果。因為台灣是全球唯一在中華文化土壤中，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範例，是全球華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實驗。如果這個政治實驗能夠成功，我們將為全球華人的民主發展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這是我們無法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新時代的任務

未來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帶領台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巨變之中，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我們必須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機會。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將是我們振興經濟必須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的戰略正確、決心堅定，我們一定能達成我們的預定目標。

台灣是一個海島，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這是歷史的鐵律。所以我們要堅持開放、大幅鬆綁、釋放民間的活力、發揮台灣的優勢；我們要引導企業立足台灣、聯結亞太、佈局全球；我們要協助勞工適應快速的科技變遷與產業調整；我們還要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同時要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對教育的不當干擾。我們在回應全球化挑戰的同時，一定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保障與發展的機會，也一定要兼顧台灣與全球生態環境的永續經營。

新政府另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導正政治風氣，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我們將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環境。我們將促進族群以及新舊移民間的和諧，倡導政黨良性競爭，並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與新聞自由。

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並重建政商互動規範，防範金權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權力的公僕，都要牢牢記住「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一句著名的警語。我們將身體力行誠信政治，實踐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政見。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超越黨派利益，貫徹行政中立。我們要讓政府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領導台灣進步的發動機。

我堅信，中華民國總統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守護憲法。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身為總統，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憲法的權威與彰顯守憲的價值。我一定會以身作則，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我們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對立法院負責，司法機關落實法治人權，考試院健全文官體制，監察院糾彈違法失職。現在是我們建立優良憲政傳統的最好機會，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中受人敬重的成員。我們將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中華民國將善盡她國際公民的責任，在維護自由經濟秩序、禁止核子擴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動、以及加強人道援助等全球議題上，承擔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並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我們要強化與美國這一位安全盟友及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我們也要珍惜邦交國的情誼，信守相互的承諾；我們更要與所有理念相通的國家和衷共濟，擴大合作。我們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並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追求兩岸和平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台灣未來一定要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峽兩岸能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從今天開始，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歷史新頁。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的發展。英九在此重申，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中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兩岸走向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協商的準備。希望七月即將開始的週末包機直航與大陸觀光客來台，能讓兩岸關係跨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未來我們也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台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台灣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能夠向前發展。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最近三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談話，分別是三月二十六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到「九二共識」、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的一致。因此，英九願意在此誠懇的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獻國際社會，而非惡性競爭、虛耗資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華民族智慧之高，台灣與大陸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

英九堅信，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的長遠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

最近四川發生大地震，災情十分的慘重，台灣人民不分黨派，都表達由衷的關切，並願意提供即時的援助，希望救災工作順利，災民安置與災區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灣的傳承與願景

從宣誓就職的這一刻開始，英九深知個人已經肩負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付託，這是我一生最光榮的職務，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責任。英九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但台灣是我成長的故鄉，是我親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灣社會對我這樣一個戰後新移民的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我義無反顧，別無懸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納著先來後到的移民，滋養、庇護著我們，提供我們及後代子孫安身立命的空間，並以高峻的山峰、壯闊的大海，充實、淬礪著我們的心靈。我們繼承的種種歷史文化，不但在這片土地上得到延續，更得到擴充與創新，進而開創出豐盛多元的人文風景。

中華民國也在台灣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內，我們將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一百週年。這一個亞洲最早誕生的民主共和國，在大陸的時間只有三十八年，在台灣的歲月卻將超過一甲子。在這將近六十年間，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已經緊緊的結合在一起，共同經歷了艱難險阻與悲歡歲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憲政理想，當年在中國大陸沒有能夠實現，但今天在台灣終於生根、開花、結果。

面對台灣的未來，英九充滿了信心。多年來我走遍台灣各個角落，在與各行各業的互動當中，讓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不但洋溢在台灣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灣人的本性裡。這是台灣一切進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灣精神」的真諦。

盱衡時局，環顧東亞，台灣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珍貴的文化資產、深厚的人文素養、日漸成熟的民主、活力創新的企業、多元和諧的社會、活躍海內外的民間組織、遍佈全球的愛鄉僑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們秉持「台灣精神」，善用我們的優勢，並堅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則，我們一定可以將台澎金馬建設為舉世稱羨的樂土、我們引以為傲的美麗家園。

台灣的振興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間的智慧、需要朝野協商合作、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積極的投入。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要從此刻開始，捲起袖子，立即行動，打造美麗家園，為子孫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礎。讓我們心連心、手牽手，大家一起來奮鬥！

最後，請大家跟我一起高呼：

台灣民主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在那边，我大概又YY的有些忘乎所以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否能承受很大概率演变成多数人暴政的自由民主，还是，仅仅有廉洁高效的专政就足够了？这种命题，以我，解决不了。

 

反正至少在目前，CCP一个都提供不了。

 

历史没有如果，但忍不住想，如果五四的启蒙没有被中断，如今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但更可悲的是，如今的中国，似乎连重回五四的土壤都不见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种子依旧飘在空中，就这样飘来飘去，就这样飘来飘去。。。

【明報專訊】且讓我們平心靜氣地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經過一圈奧運火炬的傳送歷程之後，中國的形象是變得更好？還是更差了呢？如果答案是後者的話，責任又該歸於誰呢？無論火炬傳到那裏，示威就走到那裏，而批評中國的聲音也必定隨後出現在該地的媒體之上；莫非這都是其他人的錯，莫非全世界都要和中國作對了嗎 (朝鮮除外，因此內地有一些網民稱讚朝鮮，覺得始終是金正日夠朋友。照此看來，我們還是全面學習朝鮮比較好，起碼社會很「和諧」)？

在一片對外的抗議聲浪之中，是不是也該冷靜問問自己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呢(包括技術上的錯誤)？就以海外華僑和留學生的愛國行動來說吧，假如他們舉的不是五星紅旗，而是奧運的五環旗，情會不會有所不同呢？假如淹沒日本長野與韓國首爾的不是一片紅海，而是一片象徵奧運的白色旗陣，當你說起「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的辯解時，會不會更理直氣壯一些呢？很可惜，我們知道最後的局面並非如此。那是因為大家都抱了一種「以我為主」的思考方式，覺得只要自覺有理，則做什麼事就都是對的，我愛國就當然要舉國旗了。

外交部不應為打人者護短

且以首爾街頭發生的暴力衝突為例，就算內地各個針對外國傳媒的網站糾出了再多的問題，發現了再多的造假嫌疑，中國留學生在韓國首都打韓國人(包括記者)的事實始終是人所共見，不容否認的。將心比心，若是一群韓國人在北京對覑中國人公開上演全武行，然後辯稱是對方先動的手，大部分中國人會不會覺得這只是枝微末節的狡辯呢？在這種情底下，外交部發言人竟然還說得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值得肯定之類的話。只要你愛國，就算「情緒稍為激動」地在人家的土地上揍了人家的國民，你畢竟還是愛國的。那些動手動腳的留學生有沒有想過，就算受到別人再多的挑撥，只要你忍不住使用了暴力，你就證明了「中國人全是暴徒」的說法，難道就不能換個角度考慮自己的行動嗎？

 

特區政府一錯再錯

然後火炬來到了香港。大家都知道這幾年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宣揚愛國教育不遺餘力，力求增加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改善港人對中央政府的觀感。然而，正是這把燒壞了中國國際形象的火把，足以讓他們多年來的努力付之一炬。

首先是特區政府向全世界表明，香港或許是個對外開放的國際城市，但只要到了事關愛國大是大非的節骨眼上，什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就都要讓路了。不只來過香港好幾次的藝術家這時候進不來，就連只不過來參加座談會的作家都不准入境。這些動作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寶貴的一課，在愛國大義面前，你平素享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暫時懸置的，哪怕它們其實既不顛覆，更不會傷及國家安全。

再來就是那份令人憤怒齒冷的火炬手名單了。奧運火炬抵華首站，我們交出的竟然是如此陣容！素來與香港奧委會主席霍震霆不和的香港首位亞運會金牌得主車菊紅自然不在其中，「單車王子」洪松蔭也不在裏頭；港人熱愛足球，偏偏我們引以為豪的球壇名宿胡國雄與李健和等人紛紛失蹤。代表香港的卻是一位來過香港兩次的選美冠軍，老早就在自我宣傳要練跑步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坐輪椅去傳火炬的不是勇奪傷殘奧運會4面金牌的劍擊名將張偉良，而是人大前常委曾憲梓，再加上一堆商界名流和名不見經傳的親中區議員。我真的很想知道，要是有人去搶曾憲梓手中的火把，他會不會譴責人家「把奧運政治化」了。

 

四川做得比香港漂亮

不要辯稱三藩市火炬傳送隊伍的運動員比例還不如香港，他們有35個名額是全市徵文比賽的得獎者。連內地亦有大量平民自動報名入選，四川省更把高達八成的名額留給了勞工階層，其中不乏平日跑遍山區的郵差、老老實實的低級公務員和見義勇為的平民英雄。假如那些忙於自薦爭光的人稍稍有點公關常識稍稍有點大局觀，假如那個組合很神秘運作很黑箱的「火炬手遴選委員會」稍為有點政治智慧，出來的名單應該會有被大家「消費」得不亦樂乎的天水圍街坊、SARS疫潮的康復者，以及殉職公務員的家屬。

可惜沒有。霍震霆竟然認為這份滿佈親中權貴，酬庸氣味濃得中人欲嘔的名單是「香港社會的縮影」。其實他也沒說錯，某程度上，這正是香港社會權力結構的縮影。我們知道，北京奧運是國家大事，支持京奧就是愛國的表現；而一說到愛國，一說到國家大事，則無論其詮釋權與操辦權都向來不屬於全港700萬人。愛國是某一圈人的招牌，是某一圈人的專利；和中央溝通等種種國家大事更是他們的禁臠，旁人插手不得。既然奧運是國家大事，傳送火炬是愛國的表現，一向愛國愛港的這圈人又怎能落於人後呢？

與普通人所想像的不同，這個小圈子不以為傳送聖火是個面向社會面向全民的表演，他們把它看作是個人榮譽，猶如紫荊獎章；他們更把它當成是種政治身價的寒暑表，可以反映自己在圈子裏的排名與行情。所以一份本來屬於全香港的名單變成了他們自己人的兵家必爭之地，在「以我為主」的思路蒙蔽下，什麼代表性什麼主流民意全都可以放在一邊涼快去。接下來，最吊詭的情就發生了，本來是要鼓動社會一片紅心向太陽的盛事再次讓一般市民發現原來愛國是這樣子愛的，所謂「愛國陣營」原來都是這種貨色。除了受到個別上游組織發動的群眾，和聽命於民政事務局的公務員必定要上街歡呼造勢，本來會不會有更多普通市民願意主動去為這幫人打氣呢？原來也想親身目睹火炬的人，這時會不會怕自己成了黃金池與李澤鉅的fans？原來對火炬不感興趣的人或許會想為鍾尚志醫生等SARS英雄喊加油(如果他們是火炬手的話)，這時會不會坐在家裏冷眼旁觀呢？

 

一把火炬，不只燒紅了海內外華人的民族主義，也燒紅了世界的眼睛。同樣一把火炬還照亮了香港，讓人看見我們不單不如其他國際城市，也不如港人慣常俯視的內地城市。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十二金釵眾生花 陳輝陽X十二大導 全新創作現場音樂會歌曲歌詞

zt 80年以后逝世的党内领导人评价

 

（依据《逝世资料》之《党和国家领导人讣告》）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云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
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胡耀邦、徐向前、刘伯承
杰出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姚依林、李维汉、蔡畅、谭震林、谭政、黄克诚、肖劲光
无产阶级革命家：粟裕、张鼎丞、廖承志、许世友、李井泉、韦国清、胡乔木

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胡耀邦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小平、乌兰夫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叶剑英、李维汉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胡耀邦、蔡畅、谭政、粟裕、黄克诚、许世友、肖劲光、李井泉、韦国清、胡乔木
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徐向前

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
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邓颖超、李先念、彭真
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杨尚昆

==========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卓越分割线 ==========

 

新增的那朵菊花貌似是“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档次还是有点的，8顾貌似今天《新民晚报》是大红抬头啊

散場　《電影雙周刊》
總編 陳柏生

 

《電影雙周刊》停刊，又一個集體回憶變集體追憶。創刊廿八年，風光時每期賣十三、四萬冊，四大院線付鈔爭落封面；張國榮說過，香港雜誌只有《明周》及《電影雙周刊》信得過。近年賣幾千冊，《電影雙周刊》向片商爭廣告。一向以港產片定位，為七日拍起一部的爛片作專業分析，本來就吃力不討好，只想不到香港電影未斷氣，他們先走一步。末代社長兼老總陳柏生捱足廿八年，創刊時做義工，後來獲支付幾千塊錢月薪，便辭去郵差正職，大筆退休金也不要了。近年《電影雙周刊》蝕錢，他自掏全副身家倒貼。埋單計數，這本書累積虧損近千萬。這條數怎樣計也不划算，但為了興趣，兩插刀不皺眉。
近幾日不由得他不皺眉，實在拿不出錢買紙印新一期書，四處找有心人接手，哪管半賣半送象徵式收費，但對方怕了這個黑洞，只有「暫停，內部裝修。」

 

上期《電影雙周刊》沒有明言暗語提及停刊，但展示了過往廿八年共七百廿三個封面，已有些迴光反照。

 

「廿八年捱到現在，如你所說是集體回憶，我們的劇照多過電影資料館，唔到最後一分鐘都唔想放棄。」比陳柏生出更多錢的出版人施求一說：「畢竟見證了香港電影工業，由盛到衰。」

 

為何選擇現在停刊？「銷路麻麻……好低，總之我們拿不出錢出下期書，一路以來我們拿錢出來，有幾多蝕幾多，邊有咁多錢蝕？即使以前好賣時也不是大賺，你們《壹週刊》就大賺。」

 

致命傷是廣告少。以前四大院線爭落廣告，連封面、現場採訪、導演訪問一條龍；上期只有三個廣告，每個收幾千元，包括阮兆輝的珍瓏粵劇團

 

「去年只有五十一套港產片上畫，平均每週一套新片，封面封底各一套，無得爭。」陳柏生說。

 

初時黑白版面皮費低，沒所謂。九○年轉為彩色印刷，施養德替他們找廣告，也能維皮，但之後打回原形。有個西片發行商說過：「不用在《電影雙周刊》落廣告。好片，不給錢他們也寫得好；不好的片，給錢也寫得不好。」

 

另一致命傷是曲高和寡，主要訪問幕後工作人員，講解拍攝手法，施求一說：「我們很少做明星，所以徐克、吳鎮宇都可做封面，你們一做即跌書！」上期人物專訪中國第六代導演張揚，似乎有點殉道精神：「自殺又好，什麼都好啦，總之做到特色出來。去年五十一套港產片，我們訪問了其中卅一個導演。

 

「爭明星，不夠你們爭。我真的不懂搞八卦新聞，有裸照都不懂得用。」

 

陳柏生說：「《壹週刊》若請我做老總，我都唔識做。」

 

收藏大量電影海報，包括圖中的《祖與占》。以每年約三百套中西片，每套十張劇照計算，他們約有八萬四千張劇照。圖左是出版人施求一。

三個時期的封面設計，包括第一期鄭裕玲。

 

發燒

 

陳柏生唸書時，放學準時五點半跑到戲院看公餘場，每週只能看一兩次，因為零用錢有限。中五畢業後做郵差，一點放食飯，他早走，從中環郵局跑到皇后或娛樂戲院（現時娛樂行）看十二點半，同事好兄弟拍硬檔頂住先，他兩點多才回郵局。

幕後，自言沒有導演天分；幕前，只客串過一集港台電視劇《我的驕傲》，飾演保釣示威領袖，出街後的評論很讓他傷心：「點解搵個大肚腩做領袖？」注定他做不成電影人，「我死都記得！」陳跟記者怒吼。

 

六十年代沒有影藝戲院、百老匯電影中心，沒有錄影帶，他跟吳宇森、譚家明（《父子》導演）搞了個電影會，從外國租借藝術片，包括法國新浪潮導演高達、杜魯福等的作品，在大會堂播放。七十年代吳宇森做了導演，陳柏生等人搞了「火鳥電影會」，在學校甚至幼稚園播片，吳宇森也賞面來看。

 

當時拍攝《董夫人》成名的中國女導演唐書璇在港搞了本電影雜誌《大特寫》，班底包括陳柏生及施求一。後來唐書璇退出，七九年施、陳及林旭華等人自資出版《電影雙周刊》。適逢徐克、許鞍華等新浪潮導演冒起，「新浪潮」三個字正是《電影雙周刊》從法國借過來的。

 

《電影雙周刊》第一貢獻：金像獎。八二年發起舉辦首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並主辦第一至第八屆。

 

當時香港有個肥仔郵差下午蛇王，替金像獎召開記招，當然就是陳柏生。不怕飯碗不保？「阿頭看不見就算。相片拍照，不坐中間。」金像獎至今繼承他們意向：全港電影人有份投票。

《電影雙周刊》第二貢獻：引入外國片。走「火鳥電影會」的舊路，引進香港沒上畫的西片，《情殺案中案》在大華戲院放映，大收七十多萬；將黑澤明告別作《裊裊夕陽情》帶來香港；搞台灣電影節，讓港人認識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

 

「我們買賣電影版權來養《電影雙周刊》，《電影雙周刊》又宣傳了電影放映。」後來影碟、VCD、DVD出現，他們完成歷史任務，《電影雙周刊》則失去了牛油及麵包。

 

《電影雙周刊》第三貢獻：李居明。葉錦添貴為奧斯卡得獎美術指導，出道時也曾替《電影雙周刊》做過攝記；目前熱賣的「有金豬，冇窮人」運程書作者李居明也是他們捧出來的。以前電影宣傳就是電影宣傳，一日李居明寄來洋洋五千字，大談前所未聞的四個字「電影包裝」。

 

李居明捧刊登這篇大作的《電影雙周刊》到洲立電影公司自薦，獲聘，之後在《電影雙周刊》寫專欄，講解姓名學，正好搔電影大亨、新藝城老闆麥嘉的癢處，請他做宣傳部經理。

 

《新晚報》停刊後，將很多舊資料交給《電影雙周刊》；現在後者停刊，有傳媒問價收購資料館。

 

星光大道上的電影歷史資料出自他手筆。

 

九三年《辣手神探》獲香港金像獎最佳剪接，他代吳宇森上台領獎。

 

唯一幕前演出，圖中白衫肥仔就是他。原本由洪朝豐（左二）演保釣領袖，但不懂唱保釣歌，陳柏生懂，頂硬上。

 

同起同跌

 

一九八六年是很特別的年份，吳宇森的《英雄本色》一雷天下響，帶旺了整個工業，「一般都說八六至九五是港產片黃金十年。」陳柏生做了廿年郵差，大概再做一兩年便升職，卻選擇在這年辭職，寧願少賺些錢在《電影雙周刊》全職搏殺。

 

票房屢創高峰時，雜誌也最好賣，膽敢得罪新藝城，批評《開心鬼放暑假》一場女生跑步戲意識不良，被新藝城封殺，因此連《英雄本色》周潤發Mark哥的超酷造型也未上過封面。

 

九十年代初《跛豪》、《雷洛傳》帶起人物傳記片。九一年即使排第十的影片《監獄風雲Ⅱ》也收二千四百萬，九二年排第十的《警察故事3》更收三千二百萬，「我們入行時，票房過一百萬，電影公司便開慶功宴，這時過一千萬才慶功。」

 

就在此時《電影雙周刊》歷史性每期賣十三、四萬，單計日本便去了五千本，追看王家衛的消息。他們又授權馬來西亞出版馬拉文的《電影雙周刊》。

 

九四年全年港產片總收入不足十億，超過二千萬的只有九部，危機初現。九六年一年出現三套《古惑仔》。

 

九七年開始戲院逢週二減價，同年《電影雙周刊》開始跌書。「二○○○年打後，票房過五百萬已經慶功。」這年他們也首次出現停刊危機，幸好獲得一筆資金過關。

 

南韓、台灣及東南亞不再向港產片提供資金，○二年《英雄》上畫，正式展開中資時代，劇本要經中國官方審查，題材不能涉及鬼、黑社會，「警察形象要四正，成奎安扮警察也被ban。後來放寬，警察也可以是衰人，但一定要惡有惡報，所以大陸版本《無間道》結局要改；任何港產片總有些角色用英文名，但《傷城》全部中文名。」

 

去年票房冠軍《霍元甲》也是中港合拍，收三千萬，比九二年排第十的《警察故事3》還要少。

 

《電影雙周刊》見港產片不行了，加了兩冊，一本介紹DVD，一本專講荷李活片；今年，《電影雙周刊》終於捱不住。

 

陳柏生為了這本書，樓也沒買，婚也沒結，目前還是獨身，「我唔鍾意受束縛（不結婚），幾點返家又得，唔返又得。戲，也是一個人看。」

 

停刊後專心整理電影資料。近來發現很多有趣資料：目前籌拍《第一滴血第四集》的史泰龍第一部戲是鹹片《最初一滴血》；鐵達尼號有個生還者DorothyGibson自編自導拍了短片《SavedfromTitanic》走紅，嫁了個有錢佬；差利卓別靈曾搭上人妻，對方富商丈夫喊打喊殺開了一槍，差利沒事，子彈誤中副車殺了別人，富商賠錢了事……電影人現實生活比劇情更好看，足夠讓他繼續發燒。

 

辦公室這間房本來用來沖曬菲林，後改彩色印刷，交給別人負責。停刊前每月印刷費及紙價十六萬，另外編採人工十多二十萬。

 

陳柏生（左）與日本漫畫大師宮崎駿（中）合照。

 

曾出版中文版曼聯官方雜誌，已停刊，現在《電影雙周刊》步上後塵。

 

「暫時可應付停刊後的生活，遲些唔敢講。」

 

撰文：陳勝藍
攝影：郭永強、李宇家
news@nextmedia.com
20070124friday

 

《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 徐百柯

 

　　谁来捍卫电影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你的发言明显多了，而且时有尖锐之语。而你原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低调，比较温和。是这样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对，话越来越多了。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完全没有机会被公众所认识。很多人说，贾樟柯的话现在这么多，不就是发行一部片子吗，至于这样吗？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机会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商业上的机会，包括我们的销售，就是说不管票房好或坏，我的电影还是有机会在银幕上跟观众见面的。并不是说我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是我看到一大批刚拍电影的年轻导演，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这个恶劣，一是说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接纳他们，再一个，有一部分电影甚至完全被排斥到了电影工业之外。
　　
　　记：什么原因呢？
　　
　　贾：有很多优秀电影，比如说它是用DV拍的，技术审查规定DV拍的不能够进影院，就连16毫米胶片拍的也不允许进影院，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很昂贵的高清拍摄的才能进入院线系统。
　　
　　实际上这样的技术门槛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明白，现在拍电影选择什么材料，导演应该是自由的，这种材料拍完以后，影院接受不接受，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检验行为，而现在却是行政行为，很不公平。它把很多导演拦在了电影工业之外，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电影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能永远被边缘化。
　　
　　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应。而很多在电影行业里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名导演，却没人站出来说话，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年轻导演得不到任何空间，不得不走影展路线，然后反过来他们又骂年轻导演拍电影只是为走影展。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像我刚开始拍独立电影的时候，媒体还在文化上非常认同这种创作，也愿意用媒体的资源来为这些电影做一些文字上的介绍。但到了这一两年，特别是大片盛行之后，整个价值观完全被它们改造之后，我们要在媒体上寻找几行关于年轻导演、以及他们作品的文字介绍，已经难得一见了。
　　
　　整个社会给刚拍电影或者想拍电影的年轻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状况我观察了将近两年时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讲，必须说出来。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大片里弥漫的“细菌”
　　
　　记：我本人很喜欢你的电影。但是坦率地讲，我没有去影院看《三峡好人》，而是买的碟。我倒是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贡献了几十块钱的票房。据我所知，很多人喜欢你的电影，但都是买了碟在家细细欣赏，而不是去影院。
　　
　　贾：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记：是啊！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状况，出了影院就开骂大片，而内心真正喜欢的影片，却没去影院贡献票房。
　　
　　贾：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所谓高投入高产出，电影惟利是图的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它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影响，一种大片神话的话语影响。
　　
　　说到商业大片，首先我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也不是反对商业电影，相反我非常呼唤中国的商业电影。我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评的东西。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
　　
　　这种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甚至到了，一出机场所有的广告牌都是它，一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是它，一翻开报纸所有的版面都是它。当全社会都帮这部电影运作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部电影，它已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从社会学角度而言。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就像开会一样，明知道今天开会就是喝茶水、织毛衣、嗑瓜子，内容都猜到了，但还得去，因为不能不去。大片的操作模式就很像是开会，于是形成大家看了骂、骂了看，但明年还一样。
　　
　　电影的运作，如果是以破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去做的话，这是最叫我痛心的地方。此外，在大片运作过程中，它所散布的那种价值观，同样危害极大。这种价值观包括娱乐至上，包括诋毁电影承载思想的功能等等。
　　
　　我记得当时大家在批评《十面埋伏》的剧本漏洞时，张艺谋导演就说，这就是娱乐嘛！大家进影院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评《英雄》时，他也说：“啊，为什么要那么多哲学？”问题在于《英雄》，它不是没有哲学，而是处处有哲学，但它是我们非常厌恶、很想抵制的那种哲学。可当面对批评时，他说我没有要哲学啊！你处处在谈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学吗？你怎么能用娱乐来回应呢？这样的偷换概念，说明你已经没有心情来面对一个严肃的文化话题。这是很糟糕的。
　　
　　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市场的选择。但问题是，市场的选择背后是行政权力。至于观众的选择，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有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然后，他们会替大众说一句话：大众很累，非常痛苦，需要娱乐，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看贾樟柯这种电影，还要讲生活里面不幸福的事？
　　
　　记：我可以告诉你我一个同事的表述：贾樟柯拍的电影太真实了，真实得就和生活一样。可生活本身已经够灰头土脸的了，为什么我们进影院还要看那些灰暗的生活呢？电影不就是梦吗？
　　
　　贾：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的话，那基本上是取消了文化的作用、艺术的作用。为什么人类文化的主体、艺术的主体是悲剧？为什么人类需要悲剧？这些基本的问题，还需要我回答吗？我特别喜欢刘恒作品里的一句话，他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文章里面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
　　
　　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既成的事实是错的。我们之所以通过影片，继续面对那些我们不愉快的既成事实，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变得更幸福、更自由。就像我在威尼斯所讲的，直到今天，电影都是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也是中国人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而无限的娱乐背后是什么呢？说白了，娱乐是无害的，这个社会鼓励娱乐，我们的体制也鼓励娱乐。
　　
　　记：你多次提到过，目前你手里不缺好的剧本。而国产大片最被人诟病的恰恰就是，投入那么多钱，竟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编剧们贫乏到只能借助《雷雨》，甚至《哈姆雷特》的故事框架展开情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现在中国的电影里面，编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实导演的品位和欲求。编剧除了编剧技巧之外，还要看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一个货真价实的观念也好，一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也好，或者寻找到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我觉得缺少这些的话，技巧再好也是贫乏的。
　　
　　商业逻辑的俘虏
　　
　　记：这种“大片”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
　　
　　贾：我翻了一下前几年的资料和记录，我觉得是从几位大导演尝试改变的时候出手不慎开始的。他们开始转型的时候，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自己的转型，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类型里面的。当时他们在创作上，在艺术电影的创作上，都处于瓶颈阶段，都处于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阶段。但他们没有精力和意志力去超越自己的瓶颈，他们转型去做商业电影。而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帮年轻导演在国际舞台最活跃的时候。
　　
　　记：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商业逻辑所俘虏？
　　
　　贾：就我的研究和观察，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比如说从《黄土地》开始，到《红高粱》，这两部影片，这两位导演，他们的创作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记：据我所知，你很推崇《黄土地》？
　　
　　贾：对，我非常喜欢。但这里头我们不是谈具体个人或是评价具体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背后的文化因缘。那么你会看到，实际上《黄土地》是融入到整个寻根文学，以及上世纪80年代那个大的思潮里面，它是那个大的思潮在电影上的实践。一路过来，到《红高粱》的时候，1987年前后，改革经过很多波折，那个时候，改革过程中的强者意识、英雄意识、精英意识非常强。《红高粱》中所展现出来的所谓酒神精神，跟整个社会思潮的要求非常符合。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他们几位导演所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都是有限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值来依托，因为主流价值本身被分裂成许多矛盾的、悖论的东西。这时候，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整个社会都在进行经济运动，经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商业电影，高投入高产出的电影，就变得师出有名。从出发点上它有了很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中国需要建立电影工业，它有一个工业的合理性，很理直气壮。
　　
　　于是张艺谋、张伟平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抵御好莱坞的英雄。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拍电影，不拍商业大片，好莱坞会长驱直入，中国电影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难道你不拍电影中国电影就死掉了吗？
　　
　　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进行商业操作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照片：2006年9月，贾樟柯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
　　记：即使进了影院，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我看到一份统计，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贾：难道这就是事实吗？因为他们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资源，然后回过头来说，哦，你看你们赚不了钱。这里面有很多过往的事例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英雄》上片的时候，有关部门规定，任何一部好莱坞电影都不能在同一档期上映。这是赤裸裸的行政权力帮忙。
　　
　　记：相当于说，院线还是“公家的”，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院线的商业安排？
　　
　　贾：对，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嘛！所谓利益一体，就是导演要实现他的商业价值，制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关部门要创造票房数字，影院要有实惠。所以，他们的目标空前一致，空前团结。
　　
　　记：你觉得这几位导演这样的转变是必然的吗？
　　
　　贾：我觉得有必然性。作为一个导演，他们没有自己的心灵，没有独立的自我，所以他们在多元时代里无法表达自我。原来那些让我们感到欣喜的电影，并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个导演的思想和能力，他是借助了中国那时候蓬勃的文化浪潮，依托了当时的哲学思考、文学思考和美学思考。
　　
　　所以你会发现到《英雄》的时候，一个我们钦佩的导演，一旦不依托文学进入商业电影时，他身体里的文化基因就会死灰复燃。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会为权力辩护。
　　
　　每个人文化基因都难免有缺陷。我想强调的是，你应该明白并去克服这种缺陷，你应该去接受新的文化，来克服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而不应该当批评到来的时候，尤其是年轻导演的批评到来的时候，把它看作是“说同行的坏话”。他把正常的探讨上升到了说我“不地道”，这种讨论已经完全不对位了，所以我不再回应。
　　
　　张伟平给我回应的五点，我看完也不想再回应。我把他当做一个制片人，一个电影人，但他的回应里面，首先把自己当做一个富人。他说我有“仇富”心态。那么当然，我这些电影上的问题，就没有必要跟一个富人分享了。我们可以谈谈高尔夫，谈谈品牌，我跟他谈电影干嘛呀？我对他的回应非常失望。

　　记：你有没有一种尴尬，因为你的很多发言，是被放在娱乐版上进行表述和报道的？
　　
　　贾：所以我今天专门与“冰点”谈，离开娱乐，在另一个平台用另一种语调来进行讨论。可能受众面积会缩小，但这个讨论不在于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个社会有许多既成事实是残酷的，就好像谈到文化价值，《黄土地》当时的观众有10万人吗？我怀疑，可能都不到。但它对中国电影、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用行为艺术阻击大片
　　
　　记：《三峡好人》在北大首映时，你说过一句：“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这种表达是你清醒姿态下的一种尴尬呢，还是真的困惑？
　　
　　贾：我真的有困惑。如果没有《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放映，没有这种碰撞，我觉得我对这个环境的认识还是不够彻底。所谓“黄金”和“好人”，我谈的不是这两部电影，而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当全民唯一的生活是经济生活时，这样一种氛围里面，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空间？经济生活对文化的侵蚀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关于这一点，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是不可能同步的。理性上我早就有了结论，但是感性地接受我确实是通过这次发行。所以我才会话越说越多，越说越激烈。
　　
　　记：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是由于你的坚持，说服了制片人。你是不是把这作为检验你的理性判断的一次机会？
　　
　　贾：我开玩笑说是“行为艺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商业的决定，如果是一个商业决定，我们不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比如说我们换一个档期，很可能《三峡好人》的收益比今天会好。但既然从一开始大家想做一个文化工作，我觉得就应该做到底。我们想告诉人们，这个时代还有人并不惟利是图，并不是完全从经济来考虑电影工作的。这样的发行，是这部电影艺术上的一个延续。在今天大家都追逐利益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化的痕迹，我们想留下来。
　　
　　记：你怎么评价这次《三峡好人》的发行？
　　
　　贾：我觉得很成功，达到了我们所有的目的。我们希望提出的观点，通过发行过程都讲出来了，不管公众能接受多少，不管它有什么效果。另一方面，观看的人数，元旦前我们的票房是200多万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去年《世界》的120万元。
　　
　　记：也就是说，《三峡好人》的发行，可以不理解为一次经济行为，而是一次文化行为？
　　
　　贾：但我也要指出，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常规，只是偶尔为之。正常的、健康的发行，还是应该使制作的钱有一个很好的回报。这一次是针对“中国大片”这样一个怪胎，不得不采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进行一次抵制。不，不是抵制，是阻击。抵制还软了一点儿。
　　
　　记：你把这种行为称为“殉情”。但如果你没有海外发行的底气，能这么率性地殉情吗？
　　
　　贾：我不知道。不能回避这个东西。如果海外发行不好，或者说还没有收回成本，那么我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超人，非要粉身碎骨。
　　
　　记：谈谈《三峡好人》的放映情况吧。
　　
　　贾：院线放映时，他们首先就预设了这部电影没有观众，所以在排片上，就会给你一个上午9点30分、下午1点这样的场次，来证明你没有观众，然后下片。当然院线的惟利，这是不用讨论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公共操作层面的不合理性。你像在法国，更商业的社会，但只要它接受这部电影，承诺上映，最起码会在头一个星期给你满负荷地排片，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一天5场或6场，在一星期的检验过程里，去判断究竟有没有观众。这是一个正常的检验时间，这个风险是你影院应该承担的风险，既然你接纳了这部电影。
　　
　　在中国不是这样。他已经认定你没有市场，然后给你一个更没有市场的时间，然后马上告诉你，你没有市场，下片。这里面，商业操作里的公平性就完全没有了。从做生意的角度说，这也是非常霸道的方法。
　　
　　张艺谋导演曾经很生气地说，“马有马道，驴有驴道”，你不要和我们这种电影抢院线，你应该去建立你的艺术院线。他说得有道理，因为确实是应该有不同的院线来分流不同的电影。但是他说得没有人情，中国有吗？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有一种院线，这个院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资源。在今天中国还需要10年、20年建立艺术院线的实际情况下，你怎么能让我们这些电影去等10年、20年呢？也就是说，从心理上，他们认为这条院线本来就是他们的，我们是无理取闹。这是多霸道的一种想法！

　　记：王朔说，不能让后人看今天的电影就是一帮古人在打架。
　　
　　贾：他说得很幽默，实际上谈到一个记忆的问题。电影应该是一种记忆的方式。处在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那些花边消息充斥的娱乐元素，可能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它们很多年后不会构成最重要的记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记忆，可能是今天特别受到冷落的一些艺术作品所承担的。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帮助、鼓励、尊重这样的工作，而不是取笑它，不是像张伟平这样讥笑这份工作。他们发的通稿里面，写着一部收入只有20万元可忽略不计的影片，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这些字里行间所形成的对艺术价值的讥笑，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病态。这种影响很可怕。我曾经亲耳听到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生说“别跟我谈艺术”，甚至以谈艺术为耻，我觉得这很悲哀。现在，似乎越这么说，越显得前卫和时髦。很不幸，这种价值观正在弥漫。
　　
　　不得不谈的话题
　　
　　记：“大片”为自己寻找的合法性之一，是提出要建立中国独立的电影工业，这是一个伪命题吗？
　　
　　贾：是应该建立，这个命题不伪。可是，那些人的工作是伪工作。真的工作，首先应从根儿上来说，要建立一个年轻人容易进入到电影工业里来的渠道，把那些障碍都拆掉。让电影远离行政权力，真正变成一种市场的运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关部门自己跳出来帮助一些大片营销。
　　
　　要建立合理的电影结构。大片再大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中型投资、小型投资的电影。合理的应该是金字塔结构，不能中间是悬空的。这样才能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在这个工业里存活，有真正大量的电影工作者来历练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你看那几部大片，它们的制作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什么澳洲洗印，好莱坞后期制作，跟中国电影的基础工业没什么关系。包括演员的遴选，基本上都是港台韩日的演员，加上一两个年轻新选出来的。所以他们整天叫嚷着要拯救中国电影，实际上对中国电影工业没作任何贡献。唯一有关系的是，货真价实从这块土地上拿钱走。
　　
　　记：你本人抗拒拍一部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吗？
　　
　　贾：我一直就不太喜欢这种提法。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为投资而拍电影。比如我准备在上海拍的一部1927年革命背景的电影，就肯定是大投资，因为需要钱去完成这个制作。但不能说，哎呀，我要拍个大投资的，可拍什么无关紧要。这不就反过来了吗？我觉得大投资不应该是个话题，关键是看你想拍什么。它不能变成一种类型，好像有一类电影，叫做大投资，这就本末倒置了。
　　
　　记：目前中国的电影氛围里，你认为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纠正的？
　　
　　贾：我觉得需要谈到电影分级制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都被划为青少年不宜观看的影片，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甚至是鼓励青少年去看呢？问题就在于，一个规定，它总是因人而异的。
　　
　　记：作为导演，你用电影来描述、记录、思考和表达这个时代。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贾：我觉得有些地方出了些问题。比如说，青年文化的沦丧，反叛文化的沦丧，完全被商业的价值观所击溃。青年文化本该是包含了反叛意识的，对既成事实不安的、反叛的、敏感的文化，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的摇滚乐、诗歌，我觉得当时年轻人对这些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认同。这种认同给这个社会的进步带来很多机遇。那是一个活泼的文化。但今天的年轻人基本上只认同于商业文化，这个是很可惜的。今天中国的商业文化，不仅包括大片，它实际上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和改造。说得严重一点儿，像细菌一样。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实现物质的成功，这个开放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的获得变成每个人生活里唯一的价值。好像你不去攫取资源，迅速地获得财富的话，有可能将来连医疗、养老都保证不了。所以整个社会全扑过去了。
　　
　　记：你认为有没有可能不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贾：有可能的。那就是我们要在经济生活里面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今天的社会风气鼓励的是赤裸裸的掠夺，所以你才会看到电影这种掠夺，比任何行业更赤裸裸。我觉得做房地产的人，都没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投了多少钱，我要盈利多少钱。盈利本身对他们来说还是隐藏着的、不愿意透露的商业秘密。没有一个行业像电影这样，把我要赚多少钱告诉你，从而变成赚钱的一种手段，并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商业英雄，获得人们的垂青。
　　
　　记：很奇怪，这种模式活生生就在我们眼前，并且不断被复制，不断获得成功。
　　
　　贾：所以回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整个这个讨论的过程，并不只是针对“黄金甲”和“三峡好人”，也不仅仅针对中国电影，而是针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甚至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所以它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

環 球 、 正 東 、 新 藝 寶 將 於 明 年 初 正 式 合 併 ， 為 收 緊 開 支 ， 宣 傳 部 亦 會 削 減 一 半人 手 ， 唱 片 唔 賣 得 的 歌 手 統 統 無 得 留 低 ， 已 經 約 滿 的 2R 及 王 菀 之 先 被 開 刀 ； 突 然大 肚 玩 謝 自 己 的 謝 安 琪 ， 唱 片 只 賣 得 千 五 張 的 陳 小 春 就 要 入 雪 櫃 。

 

合 併 後 的 環 球 要 保 住 龍 頭 大 哥 地 位 ， 單 靠 一 個 陳 奕 迅 當 然 唔 夠 ， 志 在 必 得 的 還 有 明年 初 約 滿 的 李 克 勤 ， 不 過 ， 與 他 關 係 密 切 的 藝 能 張 國 忠 近 日 密 謀 成 立 唱 片 部 ， 出 盡法 寶 拉 攏 有 銷 量 保 證 的 克 勤 坐 鎮 ， 誓 要 同 環 球 搶 人 ！

 

虎 視 眈 眈

將 於 明 年 初 約 滿 環 球 的 李 克 勤 ， 除 了 英 皇 娛 樂 出 動 一 姐 容 祖 兒 撬 他 過 檔 ， 將 於 明 年 成 立 唱 片 部 的 藝 能 娛 樂 ， 亦 對 他 虎 視 眈 眈 。

由 於 克 勤 的 經 理 人 合 約 屬 藝 能 所 有 ， 藝 能 開 唱 片 部 要 打 響 頭 炮 ， 順 理 成 章 是 向 雙 方 關 係 密 切 ， 又 有 賣 碟 保 證 的 克 勤 埋 手 。

 

 「 藝 能 希 望 成 立 唱 片 部 已 經 講 成 年 ， 目 的 都 係 等 克 勤 約 滿 ， 呢 排 張 國 忠 （ 藝 能 老 闆 ） 同 佢 斟 得 好 密 ， 如 果 克 勤 唔 肯 過 檔 ， 藝 能 開 唱 片 部 計 劃 亦 隨 時 泡 湯 。 」

 
去 留 問 題 舉 足 輕 重 ， 但 對 於 是 否 跳 槽 ， 克 勤 亦 有 顧 慮 。 「 九 三 年 克 勤 由 星 光 轉 去 藝 能 ， 當 時 成 績 麻 麻 ， 加 上 佢 好 多 舊 歌 版 權 都 環 球 ， 如 果 開 演 唱 會 要 逐 次 買 版 權 會 好 麻 煩 ， 何 況 佢 環 球 碟 好 賣 得 ， 環 球 又 開 出 千 萬 留 佢 ， 所 以 佢 仲 未 有 決 定 ！ 」

原 來 克 勤 四 年 來 在 環 球 的 唱 片 銷 量 已 過 百 萬 張 ， 同 公 司 歌 手 賣 唔 夠 數 ， 克 勤 就 負 責 填 。 不 過 ， 明 年 環 球 正 東 合 併 後 ， 將 會 對 歌 手 大 刀 闊 斧 ， 唔 再 做 蝕 本 生 意 ； 肯 定 無 得 留 低 的 ， 包 括 已 經 約 滿 的 2R 和 王 菀 之 （痴线~~~）。

 

2R 執 包 袱

早 前 2R 的 Race 被 揭 發 ○ 四 年 在 新 加 坡 與 身 家 二 億 的 富 商 結 婚 ， 環 球 力 撐 她 開 記 招澄 清 ， 事 實 上 ， 這 個 記 者 會 也 成 2R 的 告 別 會 。 可 靠 消 息 透 露 ， 公 司 已 有 指 令 往 後不 用 再 幫 兩 姊 妹 接 工 作 及 宣 傳 ， 2R 正 式 執 包 袱 。

2R 早 前 接 受 訪 問 時 亦 顯 得 非 常 彷 徨 ： 「 公 司 有 變 動 ， 我 乜 都 唔 知 ， 都 覺 得 好 無 助 ！ 」

除 了 2R ， 剛 推 出 新 碟 的 王 菀 之 同 樣 無 得 留 低 。 據 知 王 菀 之 跟 環 球 的 三 年 合 約 已 滿， 正 東 方 面 亦 於 一 個 月 前 簽 得 同 樣 是 唱 得 的 新 人 謝 安 琪 ， 計 劃 取 代 王 菀 之 。

只 可 惜 ， 人 算 不 如 天 算 ， 近 日 謝 安 琪 自 爆 已 經 有 三 個 月 ， 令 本 來 欲 捧 她 上 位 的 正 東 唱 片 高 層 十 分 震 怒 ， 計 劃 將 她 連 同 早 前 推 出 唱 片《 鬥 》 ， 只 賣 得 千 五 張 的 陳 小 春 ， 還 有 谷 極 唔 起 的 林 苑 ， 一 齊 送 入 雪 櫃 。

 

大 淘 汰

 

 

在 侯 維 德 的 blog 中 ， 列 了 近 80 位 圈 中 斷 背 男 ， 包 括 男 同 志 及 雙 性 戀 的 ， 有 些 更 是 估 佢 唔 到 ， 現 只 列 出 部 分 名 單 ， 真 係 信 不 信 由 你 ！

Reference: 第 592 期 忽然１周

 

梁洛施提分手　陳輝陽發癲

 

剛滿十八歲的梁洛施（Isabella）今年五月被爆與大她廿一年的音樂人陳輝陽拍拖，並因顧住拍拖失場，英皇於是以工作態度欠佳，宣布雪藏她一年。　

 

被雪個多月的Isabella最近離奇獲解凍，原因是當初承諾會跟她結婚兼贖身的陳輝陽有第三者，花言巧語被識破，Isabella主動分手。「我因為唔想再影響情緒同工作。」拍拖近一年，分手係我提出.

 

被飛的陳輝陽大受刺激，認為有人從中作梗，而Isabella亦承認，對方確曾致電其經理人霍汶希，發晒癲！

 

想學葉佩雯

 

十三歲簽約英皇的梁洛施（Isabella）一直備受力捧，接拍十多部電影，更憑《依莎貝拉》奪金紫荊新人獎。不過，自今年初與陳輝陽拍拖後，她開始變得無心工作，多次失場。

 

女有一手的陳輝陽，承諾明年與Isabella結婚，幫她向英皇提出解約。在單親家庭長大，十二歲便當兼職模特兒，捱過不少鹹苦的她，與英皇還有十二年合約，眼見大師姐葉佩雯「跟了」音樂人Eric Kwok變幸福少奶奶，更確定陳輝陽是終身對象。

 

大話連篇

 

因為拍拖犯了失場大忌，Isabella遭公司雪藏，但不夠兩個月，又離奇因為「真心認錯」及「態度改善」獲解凍，十二月初，Isabella將與其他英皇歌手出席電影《雲水謠》香港首映，作為解凍後首個工作，正式復出。

 

劇情逆轉，當然不止是「認錯」咁簡單。據知，Isabella與陳輝陽拍拖初期，常到男友寓所過夜，等做陳太。由於對這段感情過分投入，Isabella經常check實男友，因而在其手機短訊發現多個「阿琪」發出的「好掛住你」、「辛唔辛苦呀？」等曖昧留言。

 

當時陳輝陽謂「阿琪」是工作上拍檔，新人謝安琪的留言，稱彼此是朋友關係。事實上，二人根本從未合作過，而謝安琪日前亦公布跟男友張繼聰結婚，並懷有三個月身孕。陳輝陽大話爆煲，Isabella上星期提出分手。

 

才華搭夠

 

現年三十八歲的陳輝陽九三年畢業於美國著名波士頓音樂學院Berklee Collegeof Music，主修唱片製作。當上王菲錄音師後獲賞識，作品《暗湧》一炮而紅。往後亦有不少大熱作品包括《K歌之王》、《少女的祈禱》、《ShallWeTalk》、《痛愛》、《終生美麗》等，曾是鄭秀文、陳奕迅及容祖兒等御用監製。

雖然其貌不揚，但勝在口才得，又有才華，陳輝陽身邊不乏女伴。○一年為追商台DJ芝see菇bi（卓韻芝），與圈外妻子離婚，卓韻芝曾高調表示被男友的教養吸引，可惜○三年因第三者介入分手。其後曾傳出他力追鄭秀文及陳慧嫻，更被影到與Sammi撐腳。

Eason、林夕與陳輝陽曾經是鐵三角組合。

 

上月芝see菇bi因喪母自殺。有指她其實對前男友陳輝陽念念不忘。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11-27 15:36:03

 

這次風暴，對馬英九而言，是好事，危機就是轉機。他的“總統”之路，就從今日開始。

半年前的2006年4月，我寫〔馬英九，小心！（一）〕，早已預見了他今天的問題。我在文中說：

現在的馬英九，聲勢越強，越不利，只會讓綠軍團結。而綠軍只要團結一致，把焦點放在他一人身上，則馬英九受盛名之累，反而動彈不得，喪失主動權。合作型的太陰一旦被迫要跟著別人走，則魄力不足的缺點會被突顯。再加上當了２年黨主席，藍軍總有些狗屁倒灶的事，讓他不沾鍋的特質更會被大作文章，陷入解釋或不解釋都不好的兩難情境。

6月，我寫〔笨啊，馬英九！〕時，更忍不住了，為什麼馬英九，包括他身邊的幕僚們，都還看不到馬英九即將發生的危機？

我說：馬英九還是沉不住氣，他的大動作救了陳水扁，不止延緩了陳水扁的下台時間，製造了藍軍挑起政爭的權謀之譏，藍綠對立，黨爭禍國，台灣永無寧日了！

我常常說，紫微斗數是很好的風險管理系統，幾年來，我寫了很多台灣大勢的預測與分析，讓大家了解紫微命盤的應用方式。

例如2004年7月16日，我在東森新聞Ｓ台“青蓉Ｋ新聞”分析２００８年，誰有“總統”命。

我說：０８年的運勢，馬英九只能排老三，得要靠蘇貞昌和呂秀蓮姐弟阋牆才有機會當選！換句話說，團結的國民黨才能打敗分裂的民進黨。

又例如2005年大年初五，我上ＴＶＢＳ，接受詹慶齡訪談馬英九的未來，那時候，正是猴年尾，馬英九的運氣很不好，從捷運的掀頭皮事件，到邱小妹妹的人球案，很多人感覺馬英九毫無魄力，欠缺危機管理的能力，對他能否當上泛藍共主，開創國民黨的新局，捏了一把冷汗。

我當場預測，05年的馬英九運勢，銳不可擋，遠高於宋楚瑜和王金平，必能成為泛藍共主，馬英九一定能順利當選黨主席，中興國民黨。

這一段話，我寫在2005年7月〔馬英九，光武帝轉世，中興國民黨？〕這一篇文章之中。

我說：陳水扁在沒當上“總統”之前，除弊興利的形象，是打擊黑金的英雄，沒想到當上“總統”之後，優點全部變成缺點，多言賈禍，無法受人信賴。因此，未來幾年在台灣，馬英九這種太陰的低調溫和形象勢必變成主流，這正是命運的弔詭。劉伯溫說：“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台灣經歷五年的霜雪，大亂之後必有大治，而這個希望，正在馬英九身上逐漸凝聚。

文中我又說：只要能重用敵營（不管藍綠）夜奔人士，“推赤心置人腹中”，保持一貫的形象，那麼，國民黨的光武中興，已經開始吹響號角。

從上面這幾篇文章之中，各位朋友是否可以看到，我對馬英九的運勢，都能提早半年以上預見？這並不代表我通靈，只是我善用紫微斗數命盤而已。

可惜，在今日台灣，陷入藍綠互鬥的非理性謾罵輪迴。每當我預測馬英九好時，綠營就來罵我；而當我預測馬英九不好，藍營也來罵我。真讓我哭笑不得，連做個專業命理師，都會被扣上這麼多大帽子。

同樣的，我分析陳水扁，分析呂秀蓮，分析蘇貞昌，很多人只依據結果論來替我歸類，說我是統派，獨派….，可就沒人知道我愛吃蘋果派。

可悲啊，台灣人，連慎思明辨都這麼難嗎！

但是，這就是人生。

這就是命運。

就像我去年說馬英九，只要能重用敵營（不管藍綠）夜奔人士，“推赤心置人腹中”，他就能夠迅速累積資源。

但為何他做不到？

一年來，馬英九不止沒有對藍營重要人士（主要是王金平）推心置腹，也沒有重要的綠營人士來歸。

為什麼？

原因就在馬英九太強調清廉及無為而治，這兩點就是馬英九的大問題。

我在〔馬蘇配，選“總統”？〕一文中，曾提到馬王呂蘇命盤的互動。那是在一個私人聚會場合，我談到馬英九的二大不利，清廉與無為而治；而這兩點，將是他問鼎大位的致命傷。

讀者一定會問，這兩點不是馬英九的優點嗎？

沒有錯，但優點和缺點本就一體兩面，聖者需審時而用，不審時，則優點就變缺點。

四川武侯祠有副對聯，是清人趙藩所寫：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時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這個“時”，關鍵在於，台灣目前正當亂世，就必須用亂世之法。
　
我在〔紫微主星的陰陽屬性分析〕文中說：

紫微斗數每顆主星都無善惡之分，只有個性的差異及優缺點，以及對事物的看法，處理或決策模式不同，如何各安其位，人盡其才是很重要的；俗話說，亂世出英雄，陽性主星個性的人就容易出頭；盛世需良吏，陰性主星個性的人就能蕭規曹隨，謹言慎行，都有符合時代意義的需求及發揮機會。

在〔孤，剋，與桃花〕文中，我說：

性格的兩面思考

我們要知道，生命是不可能有完人的，才能與人格通常無法得兼; 一個天才洋溢的音樂家可能是一個混蛋，一個能力超卓的事業家可能是一個處理家庭一團亂的人，一個好人通常表示他庸庸碌碌，中國人常強調“智，仁，勇”三德兼備則為完人，但是，卻不強調“智者多詐，仁者軟弱，勇者必狠”的負面意義，所以背負仁義道德的枷鎖的人太多了，因為他不敢顯露人性的軟弱面或是缺陷面，一旦產生所謂人性的衝突時，麻煩就出現了。

今天的台灣，就是充滿了假仁假義，和東漢末年相同。說謊的人太多了，所以壹週刊才會這麼有市場。

但清廉與道德是做人的標準，在太平盛世很重要，卻不是亂世從政的充分條件。

俗語說：清官必貪官還可怕，要想在亂世政壇保住令名，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

不沾鍋，就會重視清名，而不重視實才；會擔心與人好處，保持距離，就顯得孤傲；距離越遠，就越不真實，更顯虛偽。

太陰是天上的月亮，這種特質實在太明顯。一旦從政，在太平盛世還可以，處在亂世時，就麻煩了。

因為你自己清廉，不能保證底下的人清廉。為了保住清廉的美名，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底下的人會隱瞞事實，以保你清廉之名。

第二：有才，但不夠清廉的人不會來歸。因為，歸了也不會得到重用。

三國時，曹操這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曾經三次頒佈求賢令，說：

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之時。因此只講能不能幹，不能吹毛求庛，講究太多。
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質無可挑剔，求十全十美，則古之明君，如何成就大業？
齊桓公就不敢用管仲，劉邦也不敢用陳平了。哪還有霸業可興呢？

這就是曹操被後世儒家罵到臭頭的“用人唯才”之說。

但曹操之所以能在亂世成就霸業，就因為他重實，不重名。

如果把道德做為唯一標準，則常常會發生來的人才，要不是有德無才的老好人，就是

弄虛作假，用假道德，偽善來隱瞞自己之惡的人，一旦揭穿，就更為不堪。

在非常時期，必須用非常手段，易中天的〔品三國〕裡，把曹操的成功歸為下列四點態度。

名與實：講究實才，不重虛名
廉與貪：重用清官，不避小貪
叛與降：招降納叛，盡釋前嫌
大與小：抓大放小，不拘小節

這四點，如果馬英九做不到，那麼，08年必然選不上。

因為，別說綠營無人來歸，藍營的人也要分崩離析了啊！

事實上，當馬英九的特別費爆發之時，陽性主星必然勸他立刻辭職，樹立風範；陰性主星則必勸他辭職代表認罪，不能辭。

馬英九這張陰性命盤，會聽誰的？

聽陽性建議是造命，聽陰性建議是順命。

因此，馬英九連續做錯了二個決定。

沒有在第一時間辭，接下去又捐出特別費以示清白。

天啊！

可是這就是每張命盤的宿命。

馬英九有馬英九的宿命，陳水扁有陳水扁的宿命，他們的宿命互動，形成了台灣的宿命。

所以，這次風暴，對馬英九而言，是好事，危機就是轉機。

他的“總統”之路，就從今日開始。

為什麼？

當馬英九身上也有污名，想來投的人不就放心了嘛？

要知道，策動綠營來奔就是不忠（可不是指李文忠，他是我高中同學，另文再來說他），你號稱道德潔癖，誰敢來投？

馬英九最需要處理的是立院派的山頭，但“立法院”中的利益糾葛問題，他能避的開嗎？

無為而治，就能讓柯俊雄這種大哥誠心來歸嗎？

王金平為什麼要表面敷衍，永不表態呢？

別再做夢了。

趕快開始重用敵營（不管藍綠）夜奔人士，“推赤心置人腹中”吧！

否則，乾脆就在高雄之役中見輸贏，別等到０８年了。

寫到這裡，我很感嘆，為什麼要學命理？就是為了要造命。

你如果能比別人早預測半年，甚至三個月，你就能夠規避風險，趨吉避凶。

把不好的變成好，就是造命。

但是自己叫自己造命容易，當你想要教別人趨吉避凶，未來還沒發生，他會接受嗎？

他會相信嗎？

這就是為什麼算命永遠會有知易行難的道理。

也為什麼我總是建議大家來學算命，自己替自己算的原因。

當人處於人生低谷時，任何人的話都會虛心接受；

但當人正在高點，想要叫他居安思危，多難啊！

陳水扁如是，馬英九也如是。

我曾在我的命理小說〔命帶桃花〕中，借江予之口來形容這個感覺：

懂命理，讓江予好像可以用更超越一切的心情來看待萬事萬物，另一方面，何嘗不也是剝奪了他和世俗之人一樣，在追求世俗之事時享受所能帶來的快樂與痛苦呢？能預測未來的命運，到底是幸福還是痛苦？他不禁茫然了。

一隻鳥在高空看著一隻免子在地上奔馳，免子卻看不見前方一哩處有個獵人正在等待，鳥兒是要嘲笑免子的無知呢？還是焦急的想警告免子避往另外一個方位？又或者，都不是，鳥兒只在高空驕傲的說，誰叫免子不會飛？否則它就可以避免災難了！然後呢？也許就在免子還沒跑到獵人的視線裡時，一隻老鷹輕輕鬆鬆就把這隻鳥兒給叼走了，這就是命運！

就像成語〔曲突徙薪〕，你是要感謝最早給你建議，叫你把木柴搬開的人？還是臨難時，才來幫你救火的人呢？

命運，是永不停止的猜謎遊戲，別太早就攤牌！

馬英九，小心，就是你的宿命。

真要造命，就不能太小心謹慎囉！ （來源：科技紫微網　作者張盛舒－－科技紫微董事長、命理學家）

日 前 被 拍 到 在 灣 仔 188 商 場 內 的 翻 版 AV 舖 內 出 現 ， 登 上 了 C1 頭 條 。

買 翻 版 是 不 正 確 的 行 為 。

成 年 人 看 AV 則 沒 有 甚 麼 正 確 不 正 確 。

看 報 紙 報 道 ， 有 同 業 勸 戒 我 需 要 反 省 ， 故 此 我 反 省 。 我 編 寫 的 電 影 題 材 接 近 人 群 ， 我 喜 歡 逛 街 ， 從 人 群 找 題 材 。 幾 年 前 ， 為 了 監 製 、 編 寫 及 演 出 電 影 《 買 兇 拍 人 》 一 場 發 生 在 翻 版 AV 舖內 的 戲 ， 曾 多 次 到 港 九 各 翻 版 AV 舖 內 抄 戲 名 ， 甚 至 長 時 間 逗 留 在 舖 內 觀 看 買 賣 雙方 的 活 動 情 況 。 合 該 有 事 ， 由 鄭 中 基 執 導 ， 我 有 份 演 出 的 賀 歲 片 將 於 日 內 開 拍 ， 劇本 中 有 幾 場 戲 正 與 翻 版 AV 有 關 ， 本 擬 Update 一 下 資 訊 ， 卻 惹 來 軒 然 大 波 。

深 切 反 省 之 後 ， 明 白 到 就 算 是 為 了 工 作 做 資 料 搜 集 ， 買 翻 版 也 是 一 項 不 正 確 的 行 為 ，此 舉 更 會 對 香 港 電 影 工 作 者 的 聲 名 造 成 損 害 ， 謹 此 向 同 業 們 深 表 歉 意 。

事 情 發 生 後 ， 收 到 朋 友 及 讀 者 們 電 郵 致 意 ， 衷 心 說 句 ， 勞 大 家 費 心 ， 也 多 謝 大 家 關 心 。

刊於11月22日 蘋果副刊

 

============= 多 謝 關 心 分 割 線 ==============

 

黃秋生語出驚人：我是支持翻版的  

梁家輝獲表揚於星光大道上打手印，他高興地表示感覺等同拿獎一樣，一樣是獲得肯定自己的貢獻。

 

談到谷德昭身為導演，公然去買翻版「四仔」色情光碟，家輝直言他個人不支持翻版，可是香港又沒有正版的「四仔」，所以一定要買翻版，但他強調他其實並不清楚，也相信肥谷是無意的。

 

黃秋生獲表揚也是平常心，他坦言自己心情向來起伏不大，不過有大家對他的肯定，也會感到開心。談到肥谷買翻版色情光碟，秋生指他是支持正版「四仔」，相信肥谷應是為做資料搜集，亦因此以最低費用著眼。秋生稱他本不想公開討論這事，因每個人的標準和價值觀不一樣，不欲影響到別人的想法，他續稱：「我是支持翻版的，我不想去解釋，因有我的理由，我也不是傻的，我所支持的是有質數的翻版，不是賣一、兩元跳線的一種，其實世界上有許多表面上的規則，都是欺騙普羅大眾，背後有不為人知的故事……」

 

倪匡自稱不算電影人

 

倪匡、黃霑同獲表揚，另一位兄弟蔡瀾倒未入流，倪匡也指自己不算電影工作者，（其實他有做編劇）蔡瀾早就應獲表揚。現獲喜訊，會否也想兒子跟周慧敏早日拉埋天窗，這便雙喜臨門？倪匡稱今次獲表揚他並不覺得是甚麼大事，只屬小事一樁，無必要慶祝，不過回港以來，身邊的確是很熱鬧。